“开元盛世”的赋税支撑
发布日期:2017-10-09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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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盛世”的赋税支撑

武则天辅佐高宗李治并黄袍加身治理江山半个多世纪后,晚年的她不得不还位李唐而将中宗李显捧上龙位。然而李显并未承继父母的衣钵最终导致“谋进鸠”,并以自己的死为唐玄宗李隆基的登基铺平了道路。在位54年的玄宗皇帝在其治理之初,成功通过赋税治理使唐朝社会走向登峰造极。

李隆基以赋税手段打击不法为盛世开道

面对中宗李显六年的混乱为唐朝留下的恶疾,李隆基决定实现其政治抱负并再造“贞观之治”。他以赋税治理为根本出发点,展开了打击不法的系列行动。

首先,他打击食封贵族。食封是唐朝优待皇室成员和有功之臣的一种财政赋税分配制度,诸王和公主以下所食封邑,都以国家赋税供养,所谓“分食诸郡,以租调给”。李显时期,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上官婉儿、武三思等人的食邑户数不仅一路飙升,而且直接向封户收取租调,重复征税给封户造成了双重重担。709年,唐朝的食封达到140多家,全国应出封户的州达到54个。到李隆基执政时,土地兼并猖獗,地方豪强势力相互勾结,对封户农民的勒索和摊派日益加重,很多土地被蚕食,户口逃亡日趋严重,但有些私家大族的佃农却在不断增多。李隆基采取重点打击法,对同父异母的兄弟李业的舅舅王仙童就地正法,并实行食封“俸给”化。封家的供养由国家财政负担,由政府统一征收租庸调后上送京师,各个封家再去京师领取,不仅规范了食封制度,维护了国家的赋税利益,而且减轻了百姓的赋税负担。

第二,他打击“墨敕斜封”。李显一朝破坏唐朝吏治,取消由吏部对官员进行考察等重要环节,直接将拟提拔任用的人选告诉皇帝,由皇帝直接颁发敕书,斜封给中书省任命官吏,导致杀猪的只要给钱30万,都可以做上高官。安乐公主最为猖獗,她拥有开府自行任免官吏权力,却在起草诏书时将人名、官职等用手捂住,请李显签字。李显看也不看就签字同意,导致斜封官员五花八门,人数多达几千人。为了治理卖官鬻爵的腐败之气,在大臣岑仲勉、宰相姚崇的建议下,李隆基下诏:斜封墨敕官、员外、试、检校等一切非正常渠道选拔官员的制度一律废除,封死了卖官鬻爵的道路,纯洁了官场,百姓的赋税剥削减少,国家俸禄节省,财政负担大大降低。

第三,他打击奢侈糜烂之风。中宗李显为了满足上官婉儿的私欲,以国家赋税来源为基础,为上官婉儿承担大量基建项目经费,其别墅里亭台楼阁、沼池假山华美到了极点。这一切引起了安乐公主的嫉妒,在索取皇家池沼“昆明湖”无果后,抢夺民田建造“定昆池”,九曲回环,亭台楼榭,绵延数里,华丽无限,大内府库为之枯竭。李隆基认为,在前朝奢靡之风的影响下,整个社会追求奢侈、追求豪华、追求过上等生活的不正风气,必将导致整个国家赋税负担的进一步加重,也会导致官场的进一步腐败,进而导致国家财力贫乏。所以,李隆基下旨,要求将官员乘坐车子上的装饰品、官员们玩耍的金银器具全部销毁重铸,供国家和军队使用。同时下令,皇宫后妃一律不得佩戴珠玉,一律不得穿锦绣衣服。仅此一项,官场、后宫费用大大减少,各地向皇宫的进献缩减极大。

李隆基以轻徭薄赋为盛世做保障

李隆基开展“括田税客”的税源整治活动。规定:各个州县的逃亡户口,100天之内自首的宽大处理,可根据个人自愿选择在归附地入籍,也可以由政府发给文件回原籍入籍。过期不自首,发配边疆劳动。对新依附的客户,免除5年赋调,只需交纳2年1500文的租庸即可。这一举措检括逃户80多万,使他们由原来逃避纳税的黑户成为租庸调的正式纳税人。

李隆基放宽租庸调纳税期限。从715年至722年的8年间,李隆基先后下达8道敕文,要求各地要减轻赋税负担,且赋税负担必须平均。同时就纳税期限问题做出专门规定:京兆府和关内各州,应缴纳的庸调和资课由原来8月30日前完纳一律改在10月30前缴纳完毕,规定全国各地的庸调延长至9月30日前缴纳。纳税期限的推迟为百姓家庭副业的生产提供了充足的时间,杜绝了赋税征收的官吏对百姓的盘剥。

李隆基调整江南租米的缴纳地点。采纳裴耀卿的建议,将江南租米运送洛阳的“旷年长运”改为“节级取便”。在河口设置一个仓,由百姓将江南的租米输送到仓中存放,然后再由官府组织运输工具从河口分别向洛阳等地运输。纳税地点的改变,减轻了整个江南百姓的赋税负担,提高漕运效益的同时,提高了京师长安的战备物资储备。

李隆基减轻河南河北人民的赋税负担。针对纳绢、纳米给北方百姓造成的贱卖粮食高价买绢,南方百姓长途运米至京师的赋税缴纳困惑,李隆基下敕规定:关中地区的百姓可以租米折纳成庸调等纺织品就近运往长安,河南河北生产桑蚕地区的百姓如果租米运输不方便,可将轻巧的绢帛折纳成租米运输。改变了唐朝租庸调的法定纳税品种与老百姓实际生产严重脱节的状况。

李隆基全面实施“以庸代役”制。缴纳布绢代替徭役是李渊建国后提出的惠民政策之一,李隆基进一步强化了“免役收庸”制度。735年6月下诏指出:“天下百姓,徭役所入,惟纳租庸”。当时,全国应课丁人数为820多万,政府分别不同地区,按照绢、布征收庸调。这意味着全国范围内的“丁役”已被“庸”全面取代,百姓可以自由安排生活而不必担忧什么时候该去服役。

李隆基用制度保证赋税政策执行。721年,李隆基下敕:凡赋税收入必须按规定缴纳,各级官员收受贿赂的,一律按贪赃枉法论处。当官的就地免职,典正等人贪赃者先打四十大板再行论处。同年,颁发防止重复征税法令——《禁重征租庸敕》,禁止地方政府税外加税等恶劣事件发生。741年,强化御史台的作用,派大理卿崔翘、尚书右丞席豫、工部侍郎郭虚己、御史中丞张倚、中书舍人孙狄等人分行天下,颁布诏书,公开御史们的主要职责为监督各级官吏“贪冒脏私”等违规违纪行为,保证了赋税的政令畅通。

李隆基发展生产助盛世腾飞

李隆基重视农业发展。他继承了祖母武则天的优良传统,广修水利并组织了比武则天更大规模的屯田。先后修建玉梁渠、甘泉渠、灵长渠等灌溉良田数百亩。在河东、关内、河南、河西、陇右、河北、剑南等地开始了大规模屯田活动,全国军屯数量达到992处之多,垦田面积达到500多万亩,对国家生产的发展和赋税的增加起到了关键作用。

李隆基重用贤臣发展生产。先后任用姚崇、宋憬、韩休、张九龄等为相,为唐朝经济的发展、社稷的安危和人民生活的安居乐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姚崇在任期间,黄河南北地区发生严重蝗虫灾害,蝗虫遮天蔽日,所到之处,庄稼顿时被洗劫一空。姚崇积极组织百姓消灭蝗虫,劝谏李隆基亲自到灾区,捕食蝗虫,打消百姓心中疑虑,以为蝗虫是“神虫”越灭越多的惧怕心理,确保了农业生产的丰收。

李隆基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将“工部”专门管理天下百工、屯田和山泽等方面的政令发扬并广大,使国家生产的产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花色品种齐全,质量上乘。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有力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李隆基采取多种措施,开凿水陆交通,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为商业的繁荣奠定了条件。长安、洛阳、扬州、成都、广州等都成为当时闻名遐迩的国际化商业大都市。

李隆基重视对外贸易。西北陆路通往西亚、欧洲各地,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东南路由广州通往东南亚各国,包括今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斯里兰卡、伊朗、阿拉伯等国家的商人都来广州做生意;登州、楚州、扬州、明州等地,成为朝鲜、韩国和日本贸易往来的主要城市。为规范市场管理,政府在都市中设立 “市令”、“市丞”,管理民间商贸纠纷。设立“市舶使”,向前来贸易的船舶征收关税,代表宫廷采购一定数量的舶来品,管理商人向皇帝进贡的物品,同时对市舶贸易进行监督和管理。

李隆基的政治魄力在其打击不法、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等赋税政策支撑下得到了有力升华,其统治前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昌盛,李隆基本人也跻身于中国封建社会伟大君主之列。唐朝社会“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史称“开元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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