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练的财税专家-况钟
发布日期:2017-10-11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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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钟(公元1381-1442),字伯律,号龙冈,又号如愚,江西靖安(今江西靖安县)人。他勤于学习,思辨机智却屡试不中,后经人介绍在靖安县做了管理礼仪和祭祀的小吏。在为官的生涯中,他刚正廉洁,治税有方,孜孜爱民,赢得了“况青天”的美誉。著名昆曲《十五贯》里那个善于断案,替民洗冤的知府就是况钟。 
  史书对况钟的评价普遍很高,《明史•况钟传》记载他“刚正廉洁,前后守苏者莫能及。”明代思想家李贽在《续藏书》中说况钟“……廉洁之操,一尘不滓。”近代历史学家吴晗著文称况钟“清正廉洁,……兴利除害,扶持良善。”国外汉学家编写的《剑桥中国明代史》,对况钟的评价是“干练的行政官和财政专家”。 
  宣德五年(1430),苏州等地的知府官有了缺编,朝廷决定派廉洁干练的官员前往,以求加强统治,清查赋税,增加收入。当时,苏州百姓负担很重,而且政治环境恶劣,官吏贪污成风,赋税奇重,人民难以忍受,大量逃亡,致使欠缴的税粮越积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委派况钟去苏州任知府之职。况钟治理苏州,可谓受命于危难之时。 
  初到苏州,他遍查民情,深入了解情况后搞清楚了人民逃亡,粮食减产,赋税欠缴的根本原因。苏州地区的赋税历来较高,主要原因是土地有民田与官田之分,官田又有古额官田与抄没官田两种。官田赋税高于民田,抄没官田又高于古额官田。到了明洪武时期,不仅官田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官田赋额更高。据万历《明会典》记载,“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亩八升五合五勺,……抄没官田每亩一斗二升。”所有官田都是租给农民耕种的,赋税都需人民承担,因此税负奇重。洪武以后,官田数量极大地超过了民田,据顾炎武统计,宣德年间,民田生产的粮食只占1/15,官田是民田的14倍(《日知录》卷十)。明朝当时全年的田赋收入约3 000万石,其中浙江一省大概要征收275万石,约占全国的1/10;而苏州1府7县竟高达281万石,超过了浙江66县的税额之和。苏州共垦田96 506顷,占全国垦田总数的1.1%,而缴纳的税粮却占全国的9.5%,由此可见苏州人民的负担之重,不逃亡就会被困死。 
  况钟提议将官田比照民田起科,这是改革性的建议,户部却说况钟“欲变乱(洪武)成法,请(皇帝)罪之”。虽然宣德帝表示支持,但阻碍仍多。况钟深为苏州人民的处境不安,多次提出官田减租和蠲免欠粮的具体方案,均被户部阻挠。况钟坚持为民请愿,不断上奏,一直拖到宣德七年(1432)三月,才得以批准,减去官田租粮72.16万石,荒田租粮15万石,连同其他减免,苏州人民每年减轻了162.29万石的负担,尤其还把这一项“永为定制”。由于官田田租减轻了,加上水利条件也得到了改善,过去逃亡的乡民纷纷返回家园,苏州因赋税公平出现了勤恳劳作,稳定繁荣的社会局面。 
  况钟做的另外一件大事,是清理漕运中的混乱现象。所谓“漕运”,就是把江南地区的粮食通过大运河运到北京,供应皇室、官僚以及士兵食用。因此,漕运是否能及时供应,大运河交通是否畅通就成为朝廷关注的一件大事。但是,偏偏漕运管理混乱不堪,粮长“大斗进小斗出”;没有固定储粮场所;没有收运记录等弊端,助涨了贪污之风。正是由于管理不清,官吏们才有机可乘,徇私舞弊,贪污成风,敲诈成性,更增加了人民的痛苦。况钟深知农民是饿着肚子种田,冻着身子织布,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到头来的收入还不够缴税。掌握这一情况后,他提出的改革方案是由巡抚周忱申请工部颁发“铁斛”,建立标准量器;在各县设立“水次仓”,建立“纲运簿”,分别填写夏粮、秋粮、加耗等明细收支单据;设立“加耗折征例”,明确加耗标准。这些措施得到了朝廷批准,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又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另外,漕运官每年指派苏州运输漕粮的民船多达500艘,这是一项极其苛重的负担,况钟奏请后全部免除了。经过努力,苏州人民沉重的赋税负担逐渐有所减轻,生活状况慢慢有了好转。 
  宣德六年(1431),况钟继母病逝,按惯例要丁忧离任。3700多名苏州郡民联名向朝廷申请让况钟夺情留任。正统四年(1439),况钟任满候升,又有郡民18 000人联名要求他留任。朝廷知道他深得民望,以三品职升按察史署知府事。正统七年(1442)夏,况钟积劳成疾,于十二月病逝于苏州任上,终年62岁。中国历史上,如此深得民心的官员,况钟大概是唯一的。 
  他的主要贡献,是对一系列经济和财税制度的改革,推动了苏州区域经济的复苏和繁荣。正是由于这些改革,才得以扭转明代初期以来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萎靡不振的局面,因次,《剑桥中国明代史》把他列入了“改革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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